陈独秀与郭沫若的文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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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郭沫若在文史上有过交往。早年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曾发表过《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陈认为不能将孔学立为国教。他指出孔学中有封建独裁的毒素，而且其与民主、科学是格格不入的。而郭沫若则认为应当肯定孔学的正面价值，但不赞成复兴孔学，不做新儒家。陈独秀与郭沫若都以批判过渡到部份肯定，从清算孔学中的糟粕为主，过渡到提炼其思想精华为主。陈与郭在孔学上的见解是有异同的。

1930年代，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写了《实庵字说》、《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分别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4卷的第5、6、7、10、13号和第20、21号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的注意。1937年3月，郭沫若写了《驳》，批驳陈独秀的文章。郭沫若认为陈独秀的论点谓古之中国氏族社会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希腊、罗马由奴隶制而入封建制，中国、印度、日本，则皆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制者也。陈独秀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有和希腊、罗马一样的奴隶制存在，并认为中国则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制者倒是大误而特误的，陈独秀与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奴隶社会这一点上发生分岐。陈与郭的争辩在学术上是正常的。早在193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1大争辩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关于亚细亚生产制的问题至今还是争论不休。陈独秀与郭沫若的争论是好的、正常的，对学术的繁华和发展是有增进作用的。

陈独秀一生是在革命和研究学问两件事上交替进行的。革命有空时，也研究学问，在革命低落和失去自由时，便潜心治学，但他从不为学术而躲进象牙塔里，而是研究学问时也不忘关心革命。一旦有机会，他便又激情满怀地干起了火热的革命。陈独秀认为研究小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陈独秀不单单以此认识中国国情，尚有更重要目的。陈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一塌糊涂的思想，也足以毒害青年。因而陈独秀对中国文字、文化，及中国史要各写一部系统之书，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陈独秀研究国学是为了继续进行《新青年》首创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事业，研究学问还是为了实现其革命理想。

郭沫若对陈独秀的小学研究很是推重，在给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君治小学，时有独见。如谓卧、监、临诸字从目不从臣，至为审谛。郭对陈的独到见解赞不绝口。有时郭也批评陈的研究惜心不甚细，多武断处耳。

陈独秀对郭沫若在甲骨文等文字研究方面也很赞美。他对濮德治说过：郭沫若的文字学研究有些地方很敬佩，但有些地方郭很浅薄。

陈独秀和郭沫若2人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都有了不起的建树。但他们两人之间对彼此的学术成果有褒有贬，莫衷一是。学术界的见解不同和争论是正常的，这不足以影响他们2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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